周琅颇有些后悔，如果早知道扫清满清残余会这么困难，他就不会留给嘉庆这么多时间，他就不会畏惧于伤亡，在七八年前就发兵灭了嘉庆了。

周琅反思自己，最大的错误是低估了嘉庆的能力，或者说他太蔑视八旗制度了。这种制度无疑是一种落后的制度，极度落后，是一种尚未脱离奴隶制的制度。

可问题是，胜负拼的根本就不是先进与落后，拼的是效率，拼的是资源，拼的是勇气。归结起来，拼的就是组织能力。落后的八旗制度，很简单，很直接，但至少在战争中表现出来的组织能力并不差。当年他们可以打败明朝，并不是他们的制度比明朝的制度更先进，而是他们的效率更高。

同样的道理，成吉思汗基于游牧经济基础，建立的那一套百户、千户制度，也算不上先进，却能够横扫世界上大多数比它更先进的文明，就是因为他高效；类似于中国秦汉时期的兵农合一，秦国的耕战制度，并不比齐国的商业制度更先进，但秦国人赢了。

当发现八旗制度在落后的游牧地区展现出了惊人稳定的特征后，周琅就知道自己错了，可为时已晚，后来又忙于争夺西班牙殖民地，更是错过了时机，现在消灭嘉庆，可就得拼综合实力了。

还好这一点周琅做的也不差，他的效率也不低，他有一套基于现代商业管理的资源汲取制度，八旗因为直接，可以用行政的力量将产量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，周琅则通过发行债券等金融手段，将未来几年，甚至十几年的税收作为抵押，借到相当与几十年税收的资源。

历史上一次次先进文明败于落后文明之手，无非是因为他们的效率受到腐蚀，无法从社会中汲取更多的资源，他们的管理受到腐蚀，无法有效的组织军事力量。

周琅打造的现代商业体系，弥补了农业文明的资源汲取短板；他按照火器时代的军事思想，科学的管理制度打造的軍队，也不存在疲敝问题，至于个人的勇武，在现代纪律性部队中的作用小之又小。更何况，拼勇气，现在的大周軍队也超过满清的残兵败将，对清军屡战屡胜早就养成他们蔑视清军的习惯，清军则屡战屡败，心生畏惧。

即便明白自己肯定能打赢满清，可周琅还是对前线的战况感到后悔。

因为双方几乎都是正面较量，满清的部队带有乡勇性质，是一种熟人社群，带领軍队作战的佐领就是平时跟他们住在一个村子里的村长，这给士兵心理上造成一种没法跑的压力，跑了后怎么面对乡里乡亲；嘉庆的军纪也越来越严格，对逃跑开始不留情面。另外，为数不少的军官，都悄悄去俄国军校中学习过了。

俄国是一个奇怪的国家，论起制度来，恐怕还不如现在的八旗，至少嘉庆在伊犁废除了包衣制度，所有人都是旗人。嘉庆的八旗制度，更像先秦时期的保甲制度，一种基于熟人社会的，一通到底的线性管理模式。俄国的制度，就真的是落后的农奴制度，农奴对领主有基于法律的人身依附关系，而不像八旗村寨里的旗丁对村寨的依附主要是经济上的依附，人身并不为佐领控制。

当然嘉庆打造的新八旗制度，也只比俄国的农奴制强一点而已，因为他也严格限制人口的流动，用户口将丁口牢牢拴在土地上，目的是担心人口流失，这一点上跟俄国继续保留农奴制是一样的，因为双方都有大量的可开发土地，流民脱离官府的控制后，可以很容易的得到生存的土地，从而变成脱离官府控制的势力，这是嘉庆和沙皇的政府都不愿意看到的。

说嘉庆的新八旗制度更先进一些，则是因为管理旗民的佐领比管理农奴的封建地主权力要小一些，他们可以管理旗民的糊口、田产，征战，但没有权力判决旗民的生死，旗民也没有向佐领服劳役的封建义务，佐领是一个官员，而不是领主。

佐领跟领主唯一的相似点是，嘉庆也推行了世袭制度，这些佐领可以世袭，他们的地位可以传给他们的子孙，只要他们向皇帝保持忠诚，从这一点上来看，所有旗人都是嘉庆的奴才。

因为佐领为了子孙后代着想，而不敢临阵脱逃，他们不逃，他们手下的旗民也不敢逃，在战场上就保持了稳定的纪律性。

这给大周軍队制造了很大的麻烦，他们很难做到击溃对方，如同拿破仑面对奥地利的軍队一样，很难像以前那样彻底击溃对方，歼灭对方。

必须在战场上消灭对方，或者让对方有组织的撤退。

这种战争就变成了势均力敌的拼消耗，拼本钱了。

赢是肯定的，周琅兵出河西走廊，十万大军围困哈密，用了二十天才攻克，三天打开城门，其余十几天发生了巷战。

周琅没有选择走西蒙古商道，因为经过考察，那条路能支撑的兵力不足两万，无法支撑周琅大军的行动，只能被迫选择传统的河西走廊，像历代中原王朝征服西域一样，一步一步打过去。

攻占哈密之后，军事行动暂停了半个月，不是軍队打不动，而是后勤补给跟不上。现代战争的消耗真的很要命，物资生产不用担心，运输十分困难。周琅不但动员了十万战兵，还组建了三十万辅兵配合，辅兵就主要用来沿着河西走廊运输物资。沿着这些年修复的官道和驿站，一路路过去，运输一担粮食，一大半都要消耗在路上，这种运输方式，跟秦始皇时代没有本质的区别，依然是依靠牛车。

二十天后，攻占巴里坤。一个月后攻占古城、吐鲁番，一步一步向伊犁推进。